对于那些遭受忧郁折磨的人来说，书写忧郁恰恰意味着书写已成为忧郁的症候。我们正试图探寻某种忧伤的深渊某种难以言表的悲痛，它有时会临到我们头上，经久不去，让我们对言语、行为乃至生命本身都丧失兴趣。这种绝望状态并非某种状态的翻转，足以暗示我们是有欲望、有创造力的人，相反，它以绝对的消极姿态呈现。抑郁之中的我们，如果能感到整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那么忧郁表现出来的意义缺失倒不是坏事——它那么显而易见，明亮刺眼，别想逃出我们的视线。
这黑色的太阳来自何方？要有多么恐怖的星系，才能放射出那样无影无形、又令人倦怠的光芒？这光芒射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击倒，让我们卧床不起，逼迫我们喑哑无语、放弃一切。
我们所受的伤害、爱情或事业上这样那样的挫折、为丧失亲友而承受的忧伤和哀痛——这些都是触发绝望的显在原因。
遭人背叛、致命疾患、那些突发事故或身体残障，让我们似乎失去了正常人的存在资格，或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亲人身上，伴随严重的后果，如此等等……还能怎么说呢？
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不幸足以把我们击倒……所有这些都会突然让我们过上别样的生活。一种不能承受的生活，每天被忧伤、眼泪（不管是泪流满面还是泪不轻弹）、彻底的绝望压得抬不起头来，它们有时尖锐无比，随而淡化虚空。总之，那是一种消磨人精力的存在方式，尽管我们偶尔努力想要延长这种状态，我们却随时可能冲向死亡。这样的死亡是报复，也是解放，从此以后，死亡就是我们消沉内心的一道门槛，它在生命的意义之外，是无法承受的重担，只在偶尔，我们能够打起精神，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宛若行尸走肉，肉体上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形如死灰，生命的节奏要么转慢，要么被扰乱，我们的时间也被忧伤侵占、挤压、吸干……
我们对他人来说没有意义，与他们格格不入，是他们天真幸福状态中的随机事件，我们理当为自身的抑郁状态寻找一个精彩而又形而上的解释。身处生与死的前沿，有时我们会产生一种自负的心态：我们见证了存在本身的无意义，揭示出人际关系和芸芸众生的荒诞。
痛苦是我们人生哲学的阴暗面，它默默无声的姐妹。同样，要是没有忧伤与仇恨的忧郁纠结，就难以理解蒙田的名言——“探究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在海德格尔的“烦”和他对我们“向死而在”状态的揭露中，都有这种忧郁纠结的身影。没有忧郁气质，就没有心灵，心灵只能化为行为或游戏。
不过，相比于我们突然深陷其中的重大灾难，那些触发我们抑郁的事件微不足道。更难堪的是，那种随时随地驾驭我们的绝望，虽然残酷，但是细究之下，它其实不过是旧日创伤的回声，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摆脱这些创伤。
因此，当前的心理崩溃是有前兆的，我们在遭受丧失、死亡，抑或为所爱之人、所好之事悲痛时，这些前兆已经埋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离去，让我们时时觉得内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已被剥夺。生活在被伤害、被褫夺的情绪中，我们发现，悲痛不过是仇恨或者权力欲望的延宕情态，它们之间没有多大区别。
当我们遭受他人的背叛和遗弃时，这种仇恨或者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埋入心底。我们的抑郁表明：我们不知道如何放弃——或许，我们没有找到应对丧失的有效补偿机制？要是那样的话，任何丧失都会带来我们自我存在——乃至整个存在体系——的丧失。抑郁的人都是激进的、忿忿然的无神者。
悲伤的妖娆、消沉的迷醉，这是映衬出我们理想与狂喜的两种寻常背景。然而，它们又是稍纵即逝的清醒状态，能够将两人缠绵的情爱迷梦撕成碎片。我们注定终将失去我们的所爱，这种意识可能会让我们愈觉悲痛，因为我们在新人身上瞥见昔日情人的影子。抑郁是那喀索斯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将他带向死亡的面孔。当他在幻象中欣赏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副面孔的存在。探讨抑郁将把我们再一次带到那喀索斯神话的泥泽。不过，这一次，我们无心触及原神话中既愉悦又脆弱的理想化爱情，而是要审视那投射到脆弱自体的阴影，它与他者颇有根源，因为它恰恰意味着那至关重要的他者的丧失。绝望的阴影。
绝望的意义（有时显而易见，有时玄之又玄）无需探求，毋宁说，意义只在绝望之中显现。在发出他的第一个单词前，襁褓中国王的悲伤难以抚慰。因为他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绝望万分，这种缺失感让他努力寻找母亲，同时也寻找其他依恋的对象。先是在想象之中，随后在语言之中。符号学，作为象征主义的零度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引入对情爱及其副产品——忧郁——的思考之中。此外，观察表明，如果说所有创作都不外乎情爱的话，那么，想象的世界都具有或隐或显的忧郁色调。
然而，忧郁并非法国人的专利。新教的严苛和东正教的母系特色都颇能与悲痛之人彼此应和，要是他们并不乐意在前者之中发现愁闷的乐趣的话。不过，中世纪的法国的确热中在精妙的比喻中寻找悲伤，高卢人情绪高昂、语多睿智，天性喜好放纵、情爱和修辞，而与虚无主义无缘。帕斯卡、卢梭和奈瓦尔这些人让人遗憾——不过，他们算是例外。
对于有语言能力的存在者而言，生命总是有意义的；甚至生命就是意义的终极。因此，一旦生命的意义失落，生命也就可能会随之凋落：意义不再，生命无彩。在他怀疑的时刻，抑郁的人都是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还有近前的克尔凯郭尔，都在关于存在的意义（或无意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最难以索解的文字。然而，我们必须得回到亚里土多德那里，才能找到关于哲学家和忧郁关系的全面论述。根据《论问题》(30,Ⅰ)这部据传由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书记载，黑胆汁滋养伟大的人。（伪）亚里士多德集中探讨了例外人格，认为忧郁是此类人群突出的性格特征。
该论调出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和性格说，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突破在于：他将忧郁从病理学中分离出来，将它视为人之天性；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忧郁源于热力和中道，前者是有生万物的调节原则，后者则是对立能量的平衡互动。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希腊人的这种忧郁观相当陌生。它意味着一种适度平衡的多样性，这一观念是词语泡沫的修辞引申，后者引发欣快感，是黑胆汁的对立物。这种由空气与液体构成的白色混合物包括大海和美酒的泡沫，还有男性的精液。亚里土多德直接借助狄奥尼索斯和阿弗洛迪忒传说来解释忧郁与精液泡沫及男女情欲的关系，这样，他实际上把科学陈述与神话引喻结合了起来。由此，亚里土多德眼中的忧郁不是哲学家的病态，恰恰是哲学家的天性和伦常)，它与希腊第一位忧郁英雄——柏勒罗丰——无关。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这样描述柏勒罗丰：“柏勒罗丰得罪了众神，在阿勒伊昂平原独自流浪。
他吞食自己的心灵，躲避人间的道路。”由于遭受众神鄙弃、为神界法令驱逐，柏勒罗丰自我吞噬。绝望的他并没有疯癫，而是遭受驱逐，沦入缺场、虚空之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忧郁和天赋相长、与人的存在焦虑并存。这一观念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所谓苦闷是畏之情态的前身，与此类似，谢林从该观念中发现了“人类自由的本质”和“人类与自然亲缘关系”的证据。因此，哲学家因为“人性的泛滥而忧郁”。
把忧郁视为一种极端状态抑或例外情况，由此揭示存在的真实本性，这个观念在中世纪经历了深刻的流变。一方面，中世纪思想的宇宙观是晚期古典时代的回潮，这种宇宙观认为忧郁与象征若精神和思维的土星密不可分。丢勒的绘画《忧郁》(1514)把忧郁用图形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匠心所现，足以与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最为精妙的理论推演相媲美。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把悲伤视为一种罪。但丁把“那些丧失美好心智的可怜人”放到“悲痛之城”内(《地狱篇》第三章)，他们是一些“可悲的灵魂”，失去了上帝。这些忧郁的魅影是“一帮上帝和他的敌人都不喜欢的讨厌鬼”，他们受的惩罚是“没有死的希望”。绝望的人都是自己作践自己，既是自戕者，又是放荡者；他们将遭受转世为树木的诅咒。然而，中世纪的僧侣却宣扬悲伤。作为一种神秘的禁欲操守，悲伤至关重要，它是领悟神圣真理之悖论性知识的手段，是信仰的主要基石。
在我看来，随着宗教氛围的流变，忧郁开始在宗教怀疑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什么比一个死亡的上帝更令人沮丧，陀思妥耶夫斯基坦承，荷尔拜因(Holbein)油画中死亡基督的惨象没有带给他“复活的真理”反而让他心神不宁。
截至目前，我们一直对这一术语混乱未加区分（什么是忧郁？什么是抑郁？）。除此之外，尚有一个玄奥的悖论一直困扰着我们：如果说损失、丧亲和缺场等情境在威胁、摧毁想象力运思的同时又触发、滋养它的话，那么，我们也应注意到，艺术品在平复我们内心忧伤的时候，实际上转化成我们的恋物对象。忧郁缠身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最英勇的斗土，义无反顾地对抗象征界的隐退……直到死亡来临，或者自杀不可避免。对于由于丧失对象而陷入虚空的自杀者而言，自杀是他们最后的胜利……
